起兵勤王（桑兵：庚子保皇会的勤王谋略及其失败）

导读：历来论及保皇会的勤王运动，都以唐才常和自立军为主。但近年来陆续发掘的资料，动摇了这一常规看法。由于以函札为主的新资料夹有大量隐语代号，且内容杂乱，解读相当困难，迄

　　历来论及保皇会的勤王运动，都以唐才常和自立军为主。但近年来陆续发掘的资料，动摇了这一常规看法。由于以函札为主的新资料夹有大量隐语代号，且内容杂乱，解读相当困难，迄今未能有效应用。我在仔细研读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将已见资料认真考校参证，力图勾画出保皇会勤王战略的轮廓及其发展变化，进而探讨各派趋新势力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一

　　勤王计划初为唐才常所倡议，且湘鄂又最具规模，但在保皇会看来，自立军只是“数路大举”中的一路，而且不是主力。康有为等本不排除武力手段，戊戌政变前夕，曾密谋发兵围颐和园捕西太后，此后又屡次策划行刺清廷要人。其弟子罗润楠（伯雅）素与广西山贼及南海西樵巨盗区新、傅赞开有交，曾鼓动任教于万木草堂的田野橘次赴桂，率“同党四百人，将合湖南之大队以进中原”，“一试其屠龙之技”(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三章第五《万木草堂之奇青年》。)。后又派区新“潜行入京谋刺大臣”。事不果，区“改易洋装回粤”，与李昭、傅赞开等组织“新广东志气军”，“声势甚大”，致清廷于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专旨拿办(《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剿办新广东志气军首要区新等情形折》，《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0页。)。1900年初，清廷加紧迫害维新派，悬赏银10万两捕杀康梁，并阴谋废光绪立新储。康有为等人感到非速以武力大举，不足以救燃眉之急，遂在澳门设立总局，加快行动步伐。

　　按照唐才常的设想，长江、珠江应同时起兵，而后者由保皇、兴中两会共同发动。康有为否决了这一计划，另行制定了一套“以全力取桂、袭湘、攻鄂，而直捣京师”的战略部署(《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为实现该计划，保皇会全体动员，由康有为坐镇南洋，率梁铁君、汤觉顿等组成指挥中枢，倚靠侨商丘菽园的资助；梁启超、梁启田主持美洲、澳洲华侨捐款；罗普（孝高）、黄为之、麦孟华（孺博）、麦仲华（曼宣）等驻东京、负责购械运械，兼向日本朝野寻求援助；容闳办理外交；徐勤（君勉、雪庵）、王觉任（镜如）、叶湘南（觉迈）、陈士廉（介叔）、韩文举（树园）、欧榘甲（云樵）、邝寿民、何树龄（易一）、何廷光（穗田）等驻澳门，与港商何东（晓生）合作，协调内外；梁炳光（子刚）、张学璟（智若）经营广东，陈廉君经营梧州；长江流域由唐才常、狄平在上海主持调度，从湘鄂到江淮全线发动。

　　随着情况变化，行动方案不断有所调整，然而贯彻主要战略意图的决心始终摇摆不定。最初，康有为认为：“大军必从闽粤发难，以长江响应而掣中原之肘”(《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3页。)。但他言及福建，多半是敷衍丘菽园，其心目中理想的发难地还在两广，而具体部署则有东西倚重与两粤并举的权衡选择。康有为自称：“仆前后俱注意于西（自正月发策），而以江、粤展转相牵，西事未成。”(《致丘菽园函》，转引自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的确：保皇会一开始便注重广西，其“所最足侍者，为南关一路，以为正兵，道桂湘窥鄂”(《致南海夫子大人书》（1900年4月12日），《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222页。南关即南路，今广东湛江一带。)。所谓南关一路，指广东南关游勇大头目陈翼亭。康有为对其极为器重，委以专办广西军务以及勤王正军统帅的重任，让他率部取道钦廉入桂，与龙州、梧州、思恩等地会党游勇配合，攻占桂林，进袭湘鄂。梁启超虽称此计划“诚第一著”，但“以为未得广东，而大举进取，终是险著”。主张“必先取粤”(《致南海夫子大人书》（1900年4月12日），《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222页。南关即南路，今广东湛江一带。)，以立根本，壮士气，办外交。考虑到保皇会人力财力有限，他提议招募菲律宾散勇或雇佣日本军人以图广东省城，收壮军威、省费用、东西兼顾之效，“不分翼军之力”(《致南海夫子大人书》（1900年4月12日），《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222页。南关即南路，今广东湛江一带。)。

　　其实，康有为和澳门总局在广东另有一番部署，即康后来所说：“向者长江之事，付之绂丞；广西之事，付之羽异；广东之事，付之井上。此当时鄙人苦心精择，而后以大事托之，推心信之”(《致丘菽园书》（1900年11月26日），《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30页。)。绂丞、羽异，即唐才常、陈翼亭。井上，应为横滨粤籍侨商梁炳光(这里的“井上”并非井上雅二，理由是：1．梁启超称：“粤之冈，沪之佛，皆我党长城。”（《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4页）其他人也多次明言广东主事者为梁子刚。2．康有为及思庄等人函件中，井上与刚往往混用，实指同一人。3．井上雅二日记表明他对广东情况不知其详。另据其1901年6月27—28日发表于《大阪每日新闻〉的《康有为访问记》，两人自戊戌后到1901年5月才再度会面。井上应为梁子刚的日文名。)。他奉命与张学璟、叶湘南到新安、东莞等地聚人办团，联络惠、潮、嘉的会党游勇，并争取潮汕的丘逢甲“归统”，“与版合成一军”(《致徐勤等书》（1900年6月2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9页。版即版筑，会党首领。函中“仙”即仙根，丘逢甲字。)。1900年3月，康有为和来访的容闳向新加坡殖民当局探试：5月底中国“假如发生起义，英国政府是否愿意支持？”(1900年3月29日斯威特南致沙士勃雷的报告，转引自黄宇和《三位流亡的理想主义者：容因、康有为及孙中山，1894—1911》，《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期。)其意并不专指汉口，而是从两广发动的整个勤王起义。当时梁炳光抵港向总局求援，准备采取行动。梁启超迭函康有为和总局，请以经营内地为头等大事，尤应注意广东，认为：“今日事势之迫，已到极地，刚等所谋，岂尚能迟。”建议派徐勤、郑藻常回粤，“与刚、智协办”(《致康南海先生书》（1900年3月28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9—210页。)。但澳门总局为“取粤”而“养侠”，“故杂进群才，致妄支如是之多”(《致徐勤书（一）》，《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5页。)，造成财政匮乏，“不惟无以应之，而来函并不将此事原委详陈长者。长者欲为布置，不知澳中存款若干，无从遥断”(《思庄致徐勤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93页。)。后来更具函“驳以不可行，遂致令井上闲坐月余”(《思庄致徐勤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96页。)。康有为大为震怒，严厉申斥。他本来就认为徐勤“性疏而直，于兵事非宜，于驾驭尤非其长”，只因王镜如母病归省，梁启超又力荐，不得已让他暂时承乏。徐被逼过甚，要求辞职。到6、7月间，康有为“虑其疏，已电镜强出任事，而使他往美。经十余督责，而勉以粤东时时欲举，故恋而迟迟不奉命”(《康有为致丘菽园书》（1900年11月26日），《自立会史料集》第332页。)。

　　这时保皇会自觉实力有限，只决定取鄂后顺江而下攻金陵，下一步行止则无定议；直捣北京恐兵力不敌荣禄武卫五军，又担心列强插手干涉；“若画江以待力足”，则光绪危在旦夕，难以救急。为此，梁启超托人与柏原、犬养协商，得武昌或南京之后，“使日政府出而代我胁和”(《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1—222页。)。以勤王军为倚靠，而引外强为奥援，双管齐下。

　　广东既已失机，广西却获佳讯。5月底，唐景崧派人到新加坡与康有为联系，告以“滇、黔、桂皆来归，特来请期”(《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8一100页。函中“西省某老”即别函之“薇老”，唐景崧字薇卿；小山，亦为唐景崧。廉为陈廉君，康四为思恩会党首领。)。唐自1897年在康有为协助下举办团练于桂北，这时已与王庆延等人在郁林、浔州、平乐等地设立根据地。康有为认为，广西“一有小山之坐镇，滇黔皆来，一有版筑，一有廉之商务，一有思恩之康四，其余尚甚多”。“若能西栈开张，大做湘鄂生意，真天赞也。”(《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8一100页。函中“西省某老”即别函之“薇老”，唐景崧字薇卿；小山，亦为唐景崧。廉为陈廉君，康四为思恩会党首领。)恰好在日本购械之事也峰回路转，联系到大批旧枪，于是康即令改变战略，“拟百事捐弃”，“一以全力、全饷、全才注西。一以全饷购械，成西事。但得五千洋枪队，数万附从人，大事成矣”(《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8一100页。函中“西省某老”即别函之“薇老”，唐景崧字薇卿；小山，亦为唐景崧。廉为陈廉君，康四为思恩会党首领。)。其实，前此广东办“刚事”，目的仍在广西，“原拟侯刚事如何，乃专定西栈”。为避免再度失机，康有为反复强调：“但吾视西事最重，故欲尽所有人才，全付之耳”(《致徐勤书（一）》，《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5页。)。

　　针对“北机极好”，江淮徐怀礼、山东大刀王五又率部归附，长江中下游联成一片的情况，康有为制定出相应步骤：由陈翼亭、区新、陈紫瀛、傅赞开、叶觉迈、李立亭、陈廉君、康四、林玉(陈紫瀛列名富有票正龙头，广东南关游勇头目。李立亭为广西会党首领，林玉为广东会党首领。)等9人率兵改装由粤入桂，以陈翼亭正军加上版筑劲旅为前锋，与梧州陈廉君所部合兵袭取桂林。然后留唐景崧驻守，正军“大声勤王之师以收桂省”。随即陈、区、傅、李各军分梯队经全州趋袭长沙，另遣陈廉君统领后军收柳州、大黄江，集款购械，接济长江，攻略广东。同时令康四出而骚扰，牵制粤军来援。唐景崧招抚桂北湘南会党万人成立后队，亲率入湘接应，担任中军统帅，在黄忠浩所部内应下，破长沙，下武昌，策反长江沿岸湘军。勤王军以2万精兵，数十万附从，长驱襄阳，冲入直隶，大刀王五、徐怀礼部亦分路北上，一鼓作气攻破京师，完成勤王大业(《致办事人书（二）》，《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6—119页。)。按照这一详细规划，起于广东南关，经桂、湘、鄂、豫、直进入京师的陈翼亭正军，乃是勤王主力，而广东、长沙、汉口、江淮、山东各地，则是响应之师。

　　为实现上述计划，康有为重新调整部署，力劝丘菽园“不办闽生意，专做西生意”(《致徐勤等书》（1900年6月5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0页。)，将原定用于福建的5万元改办西事，以后又争取丘在捐款10万元之外，再借款10万元；同时变散财招伙、聚人为上的办事方针为全款购械、因械得人；指派与黄忠浩、熊铁生等湘籍人士熟识的叶湘南、韩文举随正军兼管粮台，让欧榘甲任文书；等待因家事暂归的陈翼亭、丘逢甲复出，以及完成购械运货，即于6月底正式发动，“备十八日粮交羽异。凡港中各雄各才愿往者皆宜同行，扫地卷众袭桂，速即举事”，“诸将全行，诸人并上，必取之也”(《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1页。)。

　　6月中旬，北方形势骤变，联军开始水陆进攻。清廷于6月18日急电李鸿章北上。虽然李借故拖延，保皇会得到的消息却是“北乱李行”。李鸿章的生死去留，本是影响保皇会用兵的要素之一。其北上消息传出，保皇会在广东举事的顾忌大为减轻。6月20日，康有为即指示欧榘甲等：由梁子刚统大局，林玉、版筑、三品等伏兵于广州近郊，奔袭劫城。并一度有调驻广州湾的陈翼亭部奔袭省城的动议。但又表示：“若仍用前议图湘桂，则汝偕翼行可也。”(《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24页。)集中一路变成两地并举，相机行事。其时海外华侨捐款既多，历时又久，对保皇会迟迟不动啧有烦言。康有为迫于压力，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令各路迅速发动。其“总以速为主，然又不可因我催而乱来”(《致叶湘南书》（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6—137页。)的两可指令，让各路统领进退两难。

　　取粤的目的是北上勤王，因此康有为认为：“岛虑甚周，极欲羽异正军捣西，既可必得，又可令粤响应，又处于不败之地，无论粤中得不，而西可必得而入湘也”(《致叶湘南书》（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7页。“岛”即星洲岛主，丘菽园号。)。6月下旬，他函示徐勤等：“若布置停妥，即合力先取东省，然后长驱”。“若东不能下手，则并力西向，较为长策。”(《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27页。)并解释道：“吾今注意于东，且虑大敌环来，故欲特留大将才，即练大兵以当之。然得粤究以长驱为要，长驱仍以翼为之。”(《致叶湘南书》（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7页。“岛”即星洲岛主，丘菽园号。)视取粤为巩固后防，袭桂才是勤王进取。7月18日李鸿章北上后，保皇会虽更加偏重取粤，但依然犹豫不决，康有为指示办事人：“此刻专注东省（以李去之故），若得手，则取其军械财富，天下不足定。倘度不能得手，则切勿发也，必聚全力于西省，直趋湖南。”“或全力取东，或全力趋西，此间不能遥断。或两粤并举。”(《致办事诸子书（一）》，《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9—152页。)

　　与此同时，唐才常又电催康有为还港，“预备入江入津，因外国欲救上也”(《致妙华夫人书》（1900年7月4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74页。)。康遂通电各国，请救光绪，并相机决定“还港调度”抑或随英国军舰“赴京救上”。不过，他虽曾下令助洋人攻团匪以救上，对列强仍保持戒童，担心一君一臣孑然在北，即使侥倖南渡，订立和约时，“既受彼厚恩，又绝无势力，只得俯首，一切惟命”；“是卖国自吾也”。在他看来，救上目的在于变法，而变法“非经雷霆扫荡之威，未易行也。即论救上，亦须我军威既立，能直捣京师，然后请西人从中调和，成之和议乃易。不然南还，亦必吾南中亲军已立，然后可靠。不然，则李傕、郭氾之流，可夺上而生他变耳”(《致唐才常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2一143页。)。后英国政府提出以得到光绪求救手谕为出面干预的先决条件，北上化为泡影。康恐还港“明购械治兵”，会刺激广州清军加强戒备，城“反难取，故不还港”(《致叶湘南书》（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3页。)。

　　正当保皇会在两广左顾右盼之际，汉口自立军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这时保皇会用兵重心仍在两广，除原订计划外，由洛杉矶分会推荐来的美国人荷马李赶到澳门，准备召集2．5万苦力组成军队，由美国军官率领，从澳门攻打广州。康有为认为其“来助甚好”，但碍于“饷薄难供养”(《康有为致谭张孝》（1900年6月27日），《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近代史资料》第80号，1992年。)，表示：“我力未厚，顷难即用之，须少待耳”(《与同薇书》（1900年8月11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77页。)。澳门总局因而将此暂时搁置。自立军败使保皇会士气受挫，清廷的严防搜捕，又加大了再举的难度。但保皇会力量集于两广，并未伤着元气。康有为为各地会党蜂起勤王所鼓舞。此后澳门总局仍分别筹办东西两军。不料李鸿章通过驻英公使罗丰禄将保皇会在省港澳“密谋拜会”，“阴图扰乱”的情况照会英国外交部，称“若不查办，有碍东南商务大局”《张之洞奏宣布康党逆迹并查拿自立会匪首片》，《张文襄公全集》卷五一，奏议五一。)。英国遂电饬新加坡、香港总督查办。9月，梁启超、容闳先后抵港，“与港督定约取粤，港不肯，且多非常不妥之言，谓彼必调兵道”。劝保皇会“切勿起事”《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2页。)。康有为深知“区区乌合之众，实不能敌港兵”，暗中放弃取粤。但又担心“损办事者之气也”，故密而不宣，仅“大力令取西”。徐勤、欧榘甲等对此底蕴“亦未之知”，拒绝了卜力的请愿建议，继续“眷恋东省”。(《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60页。)。造成统帅与前敌指挥部的严重牴牾，令保皇会行动陷于混乱。后来康有为函告丘菽园道：“仆意今专注于西，而办事人所用者皆东人也，以西中人地不宜，皆不欲西而欲东，又有含怒之心也。仆以西人虎视于东，汉事可鉴。即得之，恐为他人作嫁耳。又攻坚非宜，不若攻虚。累书劝告，而井上未以为然也。以东故费极多矣。今更难继，公谓如何？若以绝东专西为宜，亦望公发一长书劝井上。井上甚称林玉才（林已归井，同办一路）”。“秦西亦极以此为言，戒勿浪举，候其往英伦订约后乃可行。仆深然其说。”(自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时间原定为自立军起义前，但函中有“汉事可鉴”，即指自立军失败事。又秦西即容闳，其于9月11日由日本航抵香港，随即赴英办理外交，则此函应写于此后。“井上甚称林玉才”，汤文误作“林圭”。据11月26日康有为致丘菽园函：“林玉同办，井甚称之。”（《自立会史料集》第330页）井上，仍为梁子刚。)

　　保皇会始终筹而不举，兴中会却在惠州树旗起义。清政府因汉事甫平，惠事又起，加上接连收到孙康两派运械起事的密报，“防戒极严，查搜益密，攻击更甚”(《康有为致丘菽园函》（1900年11月20日），转引自汤志钧文。时间为作者酌定。)。“粤事大局，翼、刚两大路皆为惠局所累”，叶湘南在东莞所办团练被查出，陈翼亭虽得密报走脱，“然梧州以其频上下，缉之极严”，其运械轮船也被迫停开，“部下因此有散者”。这时梁子刚“尚固持欲办”，康有为则“决意令停办东事，专意西机”。此后粤中党祸益甚，陈翼亭“大为其乡人所攻，致其寄顿之械多致发露，轮不能行，械不能运”，“不能举事，恐此与江事无异”。康有为再度表示：“既决为之弃粤”(《康有为致丘菽园函》，转引自汤志钧文。)。到11月下旬，“若港澳之间，前已令停，粤局但资通信之人耳”。而广西事机也日见其微。11月26日，康有为函告丘菽园：“井统五军，治事甚密，前得一营，既泄，而不能内举，泄后又不能不待军备。”“若羽异之先，原得三万，起自南关；后泄，则力有未逮，已交四万余，改请七万；今又泄，而前途戒严，又索十数。”“今轮被停，而械亦少矣，幸虽泄而其人尚无恙。”(《康有为致丘菽园书》（1900年11月26日），《自立军史料集》第330—331页。)虽未明言放弃，已在为勤王运动做收场总结了。丘菽园因此对康失去信任，亲自出马掌管粮台，并截留保皇会海外捐款；后又与康决裂，提出再捐款10万，请梁启超回日本主持全局。但澳门总局的徐勤等已撤离，仅留主镜如、叶湘南、刘桢麟办理善后。实际上，总局诸人在汉口兵败之初还情绪激昂，日夜密谋纠合长江同志再举。后见国内外形势恶化，感到轻举难以奏功，便转而采取慎重态度，仅以养成实力为名蛰伏不动(松冈好一：《康孙两党之近情》，《东亚同文会第十三回报告》，明治33年12月。)。撤销总局，正是放弃整个行动的表征。1901年5月，井上雅二赴欧途中在港澳和南洋走访保皇会人士，探听其动向，并到庇能拜见康有为，康亦称以“蓄力”、“筹饷”为长久之策(井上雅二，《康有为访问记》，《大阪每日新闻》明治34年6月27、28日《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4年5月5、22日。)。虽然1901—1902年广西会党起义时，保皇会仍有入桂联络者，无奈大势已去，回天乏术了。

　　二

　　保皇会的勤王运动，历时两年，波及多省，动员大量人财物力，又乘清廷自顾不暇之机，结果却不战自溃，草草收兵。事后人们纷纷追查败因，保皇会内部也互相猜疑推诿，或称告密牵累，或谓饷械失济，或指中饱私囊。然而，考察保皇会的组织指挥系统及其运作，可见其中存在着严重痼疾，这些严重痼疾使整个战略准备多半停留于一纸空文，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武装起义贵在组织严密，指挥果断，令行禁止。否则，计划再好，也是纸上谈兵。保皇会骨干多为士人，情急而言兵，从个人素质到组织功能，都与军事行动要求严重不符。康有为身为统帅，对主攻方向一直举棋不定。虽然他后来自称“前后俱注意于西”，但在华侨督催、门生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一年之内，数易方略，最终也未能注全力于西。帅无定见，乃兵家大忌。此外，康有为未能掌握各路勤王军情，却坚持“大事仍由南佛主断”(《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6页。)，结果所定方略常常脱离实际。如黄忠浩5月前已移防湖北，而6月他还郑重其事地将其巡防营作为长沙内应的主力。而且康缺乏军事常识，其决策有时令人啼笑皆非。保皇会在日本订购旧枪，他为吸引群豪，指示多购价廉质次者，甚至听信陈翼亭别有用心的胡说，认为洋枪“不如土货之善矣”(《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1页。)，要多购抬枪线枪“以省费”(《致办事诸子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2页。)。他自诩知人善任，却往往用人不当，信任夸夸其谈的富商子弟和心怀叵测的游勇头目，埋下致败祸根。更有甚者，他力荐侄子康同富办理广东军务，理由之一，竟是后者“且能熟《三国演义》”(《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28页。)。他又缺乏勇气胆识，远居南洋养尊处优，不敢亲入内地统军，无法应付瞬息万变的局势。难怪一位素来敬仰他的加拿大华侨斥责具“有救世之力，而无救世之勇”，只知“舞文弄墨，视中国濒危于不顾”(转引自黄宇和《三位流亡的理想主义者》。)。

　　先生如此，门生更甚。澳门总局担负着聚人联络，收拨款项，购械运货等项重任，相当于前敌指挥部。梁启超说：“现时先生既远在海外，其居港澳总持此事之人，即是当天下最要之冲。”(《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0页。)“内之布置义举，外之联络各埠，责任至重且大”(《与知新同人书》（1900年3月28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7页。)。康有为手定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也称它“握外洋之枢，尤为办事之主”(《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59页。)。康有为后来说：“若镜勉等，不过为通信驿卒，看店之等，非因大得失也。”(《康有为致丘菽园书》（1900年11月26日），《自立会史料集》第332页。)表面贬低总局的地位作用，其实是为弟子开脱咎责。该局实际主事者为《知新报》同人，如王镜如、陈介叔、刘桢麟等，而由王任总办。梁启超屡次用“散漫异常”、“极其散漫”、“未有人克称其职”等词句形容总局状况。他到檀香山两个多月，“寄澳门书六、七封，而彼中无一字之答”。“金山来函，亦言久不得总会来信，各处皆然。”(《与知新同人书》（1900年3月28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7页。)“港澳近日布置，弟子丝毫不能与闻，教我如何着手？”(《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32页。)为此，他要求加派人手，健全机构，分工负责，但不见改善。到4月下旬，他仍然批评：“总会之事甚散漫，绝不成中央政府之形”(《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9页。)。后徐勤接任总办，保皇会精英汇聚澳门，人才济济。但5月下旬梁还抱怨：“澳人不肯与我辈通一字。”(《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1页。)

　　梁启超素与《如新报》不和，受到怠慢，还算事出有因。然而康有为也同遭冷遇。“刚事”康再三函嘱，总局月余不应，“十七书皆不复，可怪”(《致徐勤等书》（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1页。)。徐勤还以写信则不能睡觉为托辞，气得康有为大骂。6月中旬，北方形势骤变，海外各埠及上海电函纷至沓来，唯独澳门杳无音讯。丘菽园“日来问消息布置”，康有为无以作答，“消息且绝，况于起乎？”保皇会全力注西、而正军主将何时出发，是否出发，主帅事前毫无所知。6月27日，正当康有为在新加坡“日夜与铁、觉商，与岛辩，为西事办否，今日尚辩驳无已，思辨无穷”之际，忽接徐勤电告陈翼亭已经出发。后又证明其并未行动。康有为气急败坏，迭函斥道：“天下岂有办事若此者乎！开小铺尚有所禀承，报信尚当详明”，“安有如许大事，而绝无章法如是乎”！“今吾负天下之责望，当非常之机会而消息绝塞，号令不行，一辈愚生以其愚忠如骄子之专恣乱舞，吾不知死所矣。”(《致办事诸子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3页。)“吾以身陪奉汝，岂能将天下陪奉汝乎！”(《致徐勤书（一）》（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4、132页。)迫不得已，他只好强命王镜如复出，总管内政，与叶湘南、徐勤等各司其职。但局面没有根本改观。

　　组织不善源于能力不强。保皇会骨干大都长于言而拙于行，梁启超因而慨叹“同门无人才”，尤其缺乏统揽全局和独当一面的将帅之才。韩文举“谨有余机变不足”；欧榘甲“文字之才也，难于共事”(《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99、210页。)，“于报才为长，而任事则非其长”(《康有为致丘菽园书》（1900年11月26日），《自立会史料集》第333页。)；何穗田笃信扶乩算卦；王镜如、陈士廉善决断，但或才短或量浅。梁启超也承认：“吾江岛人物归去者便辄颓唐，更无布置，有数人皆前车矣。想来总是志气不定，脊骨不坚所致。如此安能任大负重？”担心“飞天头陀笑我到底也”。鉴于“港澳同门无一可以主持大事之人”(《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2、200页。)，他自告奋勇，要求前往主持大局。但康有为以其“颇有轻听人言，因人之短而轻信之弊”(《康有为致丘菽园书》（1900年11月26日），《自立会史料集》第331—332页。)，未予批准。而且三位正副会长在人事上意见分歧。康、徐称麦孟华为天下才，梁启超则指其“太密而沉，“非能统全局之人也”(《致雪兄书》（1900年4月29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9页。)。梁推崇徐勤，康又认为其“实非镜之宽博沈密有谋之比”(《康有为致丘菽园书》（1900年11月26日），《自立会史料集》第331—332页。)。康重用王镜如，而梁颇有微词，各同门也称其“究短于才”。

　　办事无能，偏又自以为是，使保皇会意见歧出，朝令夕改。康有为对众门生纷纷指手划脚极为不满，曾向徐勤抱怨道：“汝视吾行事，如学台看童生卷，随意批诘驳落”。他屡次告诫弟子：“今日办事，非读书时可比”(《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16、190页。)，希望他们抹掉头巾气，但他自己却难去迂腐之习。

　　保皇会奉行办事同门人，打仗子弟兵的封闭式组织方针，并将界域限于万木草堂，令人才不足的痼疾更加严重。三年后徐勤所说的一段话，足为此时的言行作注：“凡办事外人多不可靠，必须同门乃可”。“盖草堂师弟之谊，数千年所未有。今日之所以能转移一国者，全在此一点精神耳。”(《徐勤致康有为书》（1903年10月26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31页。)梁启超对此早有不满，认为：“举此大事，非合天下之豪杰，不能为功”，因而必须打破同门界限，“兼收并蓄，休休有容”(《致南海夫子大人书》（1900年4月23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0页。)。并反驳康有为“不同门多误事”的指责：“前此同门之误事者，又岂少乎？”可惜这一批评不为师友接受，总局对被他视为“吾党长城”的梁子刚、唐才常，因非万木草堂嫡系而未能与之和衷共济，予以切实援助。保皇会共得款30万元，长江方面只分到4万，其中3万还是丘菽园直接赠与唐才常的，由保皇会分拨的仅1万。正是考虑到“今日最急者转饷之事，而此涓滴之数，实〔难〕遍资各路”(《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2—233、240页。)，梁启超才孤注一掷，向美商大笔借贷。自立军失败后，唐才常声名远扬，康有为诡称：“安徽、广西、广东三省皆密布兵，期武昌举义而响应”(康有为：《唐烈士才常墓志铭》，《自立会史料集》第221页。)，故意将偏师主力移形换位，以掩人耳目，敷衍塞责。实际上，当时保皇会的决策是：款多“自当全局并举，即不尔而专事故乡”(《致康南海先生书》（1900年3月20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4页。)。康梁眼中的徐敬业，至少并非“舍唐莫属”。直到6月，康有为还坚持只要“多得数万金购数千械，分给翼亭、区、傅、徐老虎数军，则横行江湖，可操必胜”。可见其方略中并没有湘鄂的位置。

　　保皇会坚持两广发难，带有狭隘地域观念。康有为不肯北上，顾虑之一是南中亲军未立，不能驾驭群雄。其战略主攻方向虽在广西，所依靠的正军还是广东游勇，领兵将帅也多为粤人。他指示总局：“我广勇为最精最勇之军，且言语相通，倚为心腹必广勇。厚集其势力，……合为一大团体，乃可制外省湘、鄂、淮、皖诸军也。”(《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8—119、149页。)这也是他不肯倚重长江的原因之一。防止诸侯乘乱生变的用意虽不无积极一面，但以地缘定亲疏，狭隘性判然可见。

　　然而，同门路线不能保障保皇会内部团结。梁启超与《知新报》因故失和，港澳之间也“气味不甚相投”(《致南海夫子大人书》（1900年4月23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9页。)，王镜如则行为诡密，在澳同门亦不能预闻机要，办起事来互相掣肘。一旦误事，又彼此猜疑推诿。康有为因“刚事”延误责怪徐勤，徐怀疑王镜如、欧榘甲告密状，力辩之外，且加攻诋。勤王不成，耗资无数，华侨责难日至，康有为表面承担失察之责，实际委过于统兵之人，以解脱弟子干系。当有人追究海外捐款用途去向时，康更栽赃于何穗田。秦力山等到澳门查阅收支账册，才知何“仅为一挂名之总会财政部长，事实上与总会财务丝毫不能过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4页。)。何氏所扮角色，乃康有为一手操纵。徐勤曾无意中让何得知一些支款事，康为此函责道：“此等内事，岂可告穗而生支离乎？”(《致徐勤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7页。)

　　保皇会倚为心腹的广勇头目，多为骗棍赌徒。康有为称陈翼亭之才“众口交推”(《康有为致丘菽园书》（1909年11月26日），《自立会史料集》第331—332页。)。对其笼络有加。但事到临头，陈却不断抬高要价，“借运动为名骗去六万元”(《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5页，原初稿批注。)。其他如版筑、三品等，康视为得力干将，为网罗入伙，“所费不赀”，届时亦“不能得其用，弃之可惜，充之难塞”(《康有为致丘菽园书》（1900年11月26日），《自立会史料集》第331—332页。)。梁子刚更指三品为“虎狼”，“今以供应不足，几有胁制反噬之心”。惨痛教训使徐勤8年后仍心有余悸，认为：“今日外人皆存一利用吾党之心，除了骗钱之外无他事，故不可不慎之，免蹈庚子故事也”(《徐勤致康有为书》（1903年10月26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32页。)。梁启超更将“数年来供养豪杰之苦况”，比作孝子事父母，狎客奉妓女，指“用钱以购人之死力”为“最险最拙之谋”(《与夫子大人书》（1903年11月18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32页。)。康有为的父子兵同样不可靠。他推举曾跟随从祖康国器镇压太平军的几位亲戚在袭取广州后出而领兵，并轻信侄子康同富“于办军务及兵法滔滔可听，皆可施行”(《致徐勤等书》（1900年6月23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28页。)。可是，康同富到广州后，与无用之辈交往，且十余日即滥用数月经费，令康有为大失所望，斥责其“糊涂若此，安能任事”(《与同富书》（1900年8月27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0页。)。就连统兵一路的梁子刚，也是“好作高论，无所表见”(《革命逸史》第2集，第31页。)。

　　保皇会借重的另一力量，是原台湾民主国内渡以及各地参与变法维新的官僚，如陈宝箴、唐景崧、岑春煊、丘逢甲、黄忠浩、俞明震、康吾友、张荫棠等。他们虽有反清意向，但与保皇派同道而不完全同心。顺利时态度积极，形势危迫之际，或闭门隐居，或袖手旁观，或但求自保，有的后来还参与镇压广西会党起义，屠杀昔日的同道。他们信奉的宗旨，恰如孙宝瑄所说：“国家不变法，则保皇者忠臣也，革命者义士也。国家果变法，而此辈党人犹不解散，则皆乱民也，可杀”(《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68页。)。

　　用人不当，调度乖方，使保皇会的筹备工作大都停留在纸面上，这是始终筹而不举的真正原因。然而，康有为一味虚张声势，外借勤王军威鼓动捐款，内以财源茂盛招诱会党。他妄称“内地已有兵七十余万”，“所以待之者，专待饷耳”。呼吁美洲华侨捐款“千数百万”(《复腾芳书》（1899年10月2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0页。)。梁启超虽对其师“常作大言”不满，但梁本人也不能洁身自好。他让总局多致函各埠“于筹款聚众两事，不妨稍铺张扬励也”(《致康南海先生书》（1900年4月4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4页。)。此风相沿成习，同门之间照样浮夸吹嘘。徐勤三度就粤事答复梁启超，都说：“百事俱备，只欠东风”。梁直言不讳地批道：“弟窃疑其夸也。”“今东风固欠，而百事之未备者亦正多也。”(《致雪兄书》（1900年4月29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9页。)从康有为两次复函看，广东的确“去事尚远”(《致南海夫子大人书》（1900年4月29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51页。)。

　　虚张声势的结果，虽得进款聚人之利，但也令会党头目的贪欲心与广大华侨的期望值同步增长，大大超过保皇会的实际能力。华侨以捐款将个人与祖国命运相联系，“其数虽微，然其望则厚”，视勤王成败为民族存亡的关键。梁启超担忧“今海外之人，皆以此大事望我辈，信我辈之必成，而岂知按其实际。曾无一毫把握，将来何以谢天下哉？”(《与夫子大人书》（1900年3月13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99页。)6月以后，中外交战，华侨更加迫不及待，“连日仰光、吉冷、暹罗、澳、美信电交至，责望起兵勤王”。新加坡的“徐、力、黄、林急如星火，抚髀拍掌催促”，“于办事诸人皆有微辞”。林文庆“至谓用弓矢亦可”。一贯明达的丘菽园，也“口口皆叹太失机、太持重也”。虑其“多费而无成也，至云恐再要十万尚未能起”。并将已拨出的5万元扣下2万。康有为担心再不行动，华侨“或疑我等浪费干没”，“人心渐散，哗谤大起”。但仓促行事，“又虑条理未备，而不能妄起”。为摆脱困境，他一面谎称广西会党暴动是保皇会举事，“但不令打勤旗，今已电令改插勤旗”，以搪塞一时；一面指示办事人“总以速为主”，“不妨冒险”。“故在西起，虽败犹胜，以可得人心，又可筹饷也。”(《致叶湘南书》（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7页。)关乎民族兴亡的勤王大业，开始蜕变为招财进宝的障眼戏法。

　　保皇会夸大筹款额以吸引会党，而贪婪的江湖豪强则乘机诈骗侵吞，导致财政拮据。当时事后各方纷纷猜测，指康门师徒中饱舞弊。其实，保皇会或有挪用部分款项于不急之务，如兴办学校、书局、报刊、公司等，但款绌的主要原因在于虚糜太甚，“空费极多”。保皇会原计划筹款百万，实际到手30余万。截至6月底，除丘菽园的12万外，各地捐款汇到香港的仅5．5万。澳门总局急于举事，就实行“散款招伙”之策，其意虽在收罗豪杰，但“自不能无所滥竽，拔十得五，千金市骏马之骨”。此外还要“旁收偏稗，以备牵应；或虽未深信，而不得不羁縻用之，免资敌致祸”(《康有为致丘菽园书》（1900年11月26日），《自立会史料集》第330—332页。)。结果“杂进群才”，“愈益滥支”。到6月报账时，“所开各人数，实堪骇异”。康有为赶紧下令“尽购货不招伙”(《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5、98—99页。)，将所余9万元以7万购械，2万运动，并“定束水刮沙之法，汰无要之款，以专济赴机之用”，以免重蹈“大事为杂款所累，竟不能举”(《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4页。)的覆辙。因摊子铺得过大，虽“名出二三十万，而存款常乏”，左支右绌，根本无力兼顾长江。到11月，“大局虽未全失，然饷源实匮”(《康有为致丘菽园书》（1900年11月26日），《自立会史料集》第330—332页。)，只得停办粤局，以节糜费。

　　康门师徒是论学才子而非办事能人。他们知道，当乱世终非挟兵力不可立也”(《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7页。)，也懂得“凡办事与谈道不同，谈道贵阳，而办事贵阴，况兵者诡道乎！从草泽而与朝廷抗，又阴之阴者”(《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4页。)。但行动起来却力不从心，先定大而无当的计划，继以浮而不实的筹备，以同门人办天下事，结果四处碰壁，焦头烂额。丘菽园断然宣称：“文笔之徒不足与相语，竟与康有为梁启超绝交。”(《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7章《南清之革命运动》。)康有为经此一役，“自后不敢言兵”，不仅是害怕流血战争，更重要的是绝望于保皇会的军事能力，言兵无异于送死。倒是徐勤说得坦白：“若欲起事，必不能成，故亦无容议及。”(《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31页。)从此，保皇会除以金钱收买死士密谋暗杀外，将光绪复辟付诸卦象，以“待时听天”自欺欺人。

　　不过，海外华侨并不因此而见谅于保皇会。庚子后，徐勤每到各埠询问华侨：“皇上不复位，则如何？则必应之曰：求自立。欲保救皇上，则如之何？则必应之曰：起兵。”“若云起兵不可，自立不可，则人必曰：开会何用，又何必筹款乎！”(《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1一202页。)为了稳固财源，维持声势，保皇会开始自觉地以勤王名义为谋财手段。康有为佯称总局只是“阳命暂停”，“自外视停罢之后，乃再行密开”，以化解华侨疑心，与丘菽园争夺捐款，并借起义之名鼓动“开新埠，筹新款”(《康有为致谭张孝书》（1901年7月5日），《近代史资料》1992年第1期。)。1902年广西会党起义，张智若等前往联络。康有为等既不赞同此举，且不信有成功希望，但鉴于“言西事，各埠皆欢喜，散岛会友每人捐一月工银，即□言西事得来”。便不加劝阻。梁启超则借办学名义遮掩，“免使外人谓我一事不办，谤为棍骗也”(《与穗田二兄书》（1903年9月1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4页。)。勤王军兴之际，已有人怀疑保皇会筹款以谋私利，“所作几于诈伪”(《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7章《南清之革命运动》。)。后港沪各报更“谓保记款若干十万，尽为某某吞噬者，日日以吸国民之血，吮国民之膏相诟詈”。保皇会员“亦日相与窃窃私议”(《与夫子大人书》（1903年11月8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32—333页。)。无怪乎与保皇派关系极深的田野橘次慨叹道：“康等在北京政变以前，为非常之精神家。至其亡命，而其人格同时堕落焉。”(《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7章《南清之革命运动》。)